1958年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若名的处境日益艰难，她的心理压力不断加剧，精神状态也逐渐显得恍惚不稳。
6月18日中午，张若名独自一人来到云南大学后门外的一条小河边，她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，以此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表达了内心的决绝与抗争。那一年，她年仅56岁。
张若名选择在这一天结束生命，并非事先早已决定，而是因为这一天她遭遇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。
当天上午，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了一场针对右派的批判大会，张若名被要求承认多项“罪名”。面对这场公开羞辱，她感到极度耻辱和无法理解，会议结束后，她独自走向学校后面的河边，毅然决然地投水自尽。
当然，张若名的自杀并非单纯因为这次批判会。事实上，在过去一年的反右运动中，她多次遭受不公正的对待，心理负担日益沉重，最终承受不住这沉重的压迫，才导致了这一悲剧。
1963年，消息传到周恩来总理耳中，他极为愤怒，遂委托夫人邓颖超亲自前往云南大学调查此事。
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督促下，中共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批判进行了重新甄别，并向她的家属正式道歉，表达了歉意。
展开剩余86%然而，受限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，张若名并未获得应有的政治平反，针对她的退党问题依然被追究，并做出相关结论。对此，张若名的家属难以接受。
事实上，张若名未能与周恩来保持最终的亲密关系，关键原因正是她的退党决定。
谈及此事，周恩来曾对侄女坦言：“秉德，初恋总是格外美好，要放弃这样的感情并非易事。起初，我多次劝她，希望她能坚强些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委屈就退党。可她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说累了，想专心做文学研究……她宣布退党后，我也下定了决心，坦诚告诉她我的爱情观，决定断绝我们的交往。”
张若名生于1902年，河北清苑县人，字砚庄。1916年考入直隶女师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她积极参与学生运动，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，并被推为评议部长。
期间，张若名与郭隆真、邓颖超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。不久后，她又与周恩来、郭隆真、刘清扬等人共同创立了觉悟社。
1920年11月，张若名与周恩来、郭隆真等人一起赴法国留学，期间她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。
尽管觉悟社提倡独身主义，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感情却已公开。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常提及张若名，大家对此早已习以为常。
谈及这段往事，邓颖超曾对周恩来的侄女说道：“当时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频繁，我曾想，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，和她在一起或许是最合适的。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认为。”
周恩来提起与张若名的恋情，是在向侄女讲述自己的爱情观时。
他坦言：“秉德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，在巴黎曾有一位女朋友，样貌还算不错。”
邓颖超也毫不避讳地说：“当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，如果周恩来将来放弃独身主义，和张若名结婚真是天作之合。”
1924年，列宁去世后，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办追悼大会，法国政府却禁止外国共产党人参加。
张若名与同志们决定违抗禁令，派她代表参加并发言。
因此，她差点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，并时常感受到法国警方的跟踪监视。随后，她因出身问题遭到党内审查。
经历这两次沉重打击后，张若名身心俱疲，决定退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，停止政治活动，专心在法国读书。
这正是周恩来所说“苦劝无果”的原因。张若名坚决退党后，周恩来也断绝了与她的感情。
后来，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便不再提及张若名，这让邓颖超感到疑惑，曾在信中问道：“若名姐呢？你最近的信里怎么没提她？”
周恩来向侄女解释道：“我信仰马克思主义，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。我的伴侣自然是志同道合，能经受革命磨难的战友。你七妈完全符合这个标准。所以我和张若名坦白了，转而频繁通信你七妈，并求婚。”
分手后，周恩来与张若名保持朋友关系，他说：“男女之间除了恋人，还有朋友。张若名我很了解，我们在天津曾一起坐过牢。她放弃了革命追求，但不代表她叛变了，我们依然可以是朋友。”
1927年，张若名考入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期间，她与同为博士生的杨堃结婚。
1931年，张若名与丈夫杨堃回国。她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，丈夫则回到河北农业大学任教。
1948年，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，张若名加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。
1949年12月，云南解放。
不久后，张若名在云南大学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，并担任主任。她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，积极努力向共产党靠拢。
1955年4月，周恩来总理在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中，曾短暂停留云南，专程探望张若名。
会面时，周恩来热情握手，说：“多年未见，我代表小超向若名姐问好！”
两人交谈近五小时，回顾了共同的革命经历。周恩来说：“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，不是党的组织。”
这次亲切的会谈极大地鼓舞了张若名，使她认识到退团比退党的影响要轻很多，心理负担大为减轻。
后来，张若名为了更积极向党靠拢，和云南党委多次开诚布公交心，结果却被认定为右派，最终酿成悲剧。
尽管邓颖超未能帮张若名平反，但始终心系此事。
1980年，张若名的儿子写信给邓颖超，请求云南大学为母亲做出政治上的公正结论，成为平反的契机。
11月，在邓颖超亲自过问下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作出《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》，明确指出：“经复查，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工作，政治历史清白，无重大政治问题。”
至此，张若名得到了彻底的平反与名誉恢复，这段尘封的历史也终于圆满画上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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